再多辛苦，再多牽掛，為了家人，她們挑起生活重擔，堅定向前　　三名京城“女騎手”的外賣人生

如今，外賣送餐員已經成為城市中的一道亮麗風景線，他們騎著電動車，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不論刮風下雨，都能將熱氣騰騰的食物送到顧客手中。在他們當中，大多數都是外賣小哥，卻少見女騎手。有統計數據顯示，目前該行業的女性送餐員所占比例不超過3%。

近日，《工人日報》記者采訪了幾位“女騎手”，傾聽她們的從業故事。

“為了兒子，我什么苦都不怕”

35歲的司晶晶是山西襄汾永固村人，已經來北京打工近十年。“我喜歡北京這座城市，機會多，掙得多。”

兩年前，司晶晶與丈夫經營一家早餐店，收入雖然不高，但能維持生活，不算辛苦。但司晶晶那時就告訴自己，這樣不是長久之計。“兒子上高中了，以后要用錢的地方會越來越多，上大學，買房子，娶妻生子，都要用到錢啊。”提起兒子，司晶晶臉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一次偶然的機會，司晶晶聽說外賣送餐員的收入很高，思考再三，她關掉了早餐店的生意，成為了美團公司的一名“女騎手”。“家人當時不想讓我干這個，因為干這行的一般都是男人，風里來雨里去，十分辛苦。但這個苦我能吃，戴上頭盔和口罩，誰知道你是男的女的啊。”說著，她麻利地拿起頭盔套在了頭上，朝著記者咧嘴笑，“為了兒子，我什么苦都不怕。”

“她是最早來站里的女同志，已經干了兩年了，吃苦耐勞，業績經常達到優秀，一點兒不比男騎手差。”司晶晶所在的朝陽區花家地站點站長對她十分認可。

雖然有不怕吃苦的精神，但作為一名女騎手，司晶晶也坦言在工作中確實會遇到一些困難，最明顯的就是體力。“接到過幾次啤酒訂單，一箱就有24瓶。一些小區不讓電瓶車進，真的是搬不動。”她無奈地說。每當遇到這種情況，臨近的同事總會施以援手，這讓司晶晶覺得很溫暖。“這種‘互助單’他們是分不到錢的，我就買瓶水感謝一下。”

做了送餐員后，司晶晶慢慢有了積蓄，但她還是舍不得多花一分錢。她和丈夫在東五環外的一套老舊四合院里租了一個狹小的單間，一張床就占據了房間的大部分空間，上廁所只能到外面公廁，十分不便。雖然條件艱苦，但一想到每個月只要800元的房租，司晶晶就覺得吃這些苦都是值得的。

對司晶晶來說，生活中最大的苦不是外在條件差，也不是工作辛苦，而是對兒子的思念。“晚上10點，兒子下晚自習后會用學校的公用電話打給我，但學校規定每個學生只能通話兩分鐘。有時笑著跟兒子說完再見，剛掛下電話就哭了。”她說，正是這每天兩分鐘的通話給她注滿第二天工作的動力。

“能多掙點是點，家里現在就靠我了”

家在豐臺區東王佐村的楊雪是個地道的北京人，也已經是一個2歲孩子的母親。1995年出生的她看起來略帶些滄桑，與記者交談時，她爽朗的笑聲極具感染力。但沒有人知道，這個愛笑的姑娘承受了多少生活的壓力。

兩年前，楊雪的父親被查出患有胃癌，數次化療慢慢掏空了這個普通的農村家庭。“爸爸是個特別樂觀的人，現在還總勸我不要為他傷心，不要為他累著自己。但我是他女兒，總得為他做點什么。”

孩子1歲多時，楊雪將其托付給了自己的母親照看，開始送餐賺錢，成為了一名“女騎手”。“云崗站點和市里的站點不同，每個月送滿400單就有4000元的保底工資。”楊雪說，在云崗這邊，送餐員算是“高薪工作”，但這些錢對她的家庭來說還是不夠。為了增加收入，她還在早餐店兼職當收銀員。“能多掙點是點，家里現在就靠我了。”

半年前，楊雪的母親腰傷復發，站一會兒腰就會疼，楊雪身上的擔子又重了些。好在送餐員的工作能讓她方便照顧家里。“我從家騎電瓶車到站點只需要十多分鐘，平時就在附近送餐，家里有什么事都能及時照顧到。”她說。

欣慰的是，艱辛的生活沒有改變楊雪開朗的性格。五年前，楊雪在昌平送快遞時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他說當時就是看上了我的樂觀。”楊雪笑著說。

兒女永遠是父母最大的牽掛，但楊雪覺得她不是一個稱職的母親。“上夜班每單能多掙2元，站長一開始不愿意讓我上，怕遇到危險，這個機會是我好不容易才爭取到的。”楊雪說。也因為如此，她經常深夜才回到家里，少了很多陪伴孩子的時間。“女兒最親我了，每天都不愿意睡覺，要等我回家。”楊雪的眼圈有些濕潤，她告訴記者，她最怕的，就是敲開顧客的家門時，看到對方家里也有一個幾歲大的孩子。“想起自己的女兒，下樓后總會偷偷抹眼淚。”

但樂觀的楊雪知道，再多辛苦，再多牽掛，她都要一直往前走，“生活總會好起來的”。

“我不覺得干外賣員不好”

一個月前，鄒明月和丈夫揣著借來的幾千元錢，懷著對新生活的向往，離開了生活了25年的家鄉來到北京。“第一次離家，沒想到是出來打工。”她說。

鄒明月老家在東北錦州農村，她從小在父母的關愛下沒吃過什么苦，結婚后在縣城買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與丈夫規劃好了未來美好的生活。但天不遂人愿，生活沒有按照他們的計劃展開。“我和丈夫在老家包大車收糧，之前效益一直挺好，但去年不景氣，賠了10多萬元，欠了別人錢。”鄒明月嘆了口氣，“長這么大沒欠過別人錢，我不想讓丈夫一個人扛，兩個人一起干還能還得快些。”

為了盡快還清欠款，鄒明月與丈夫來到北京，做起了外賣送餐員，在國貿三站站點送餐。“在錦州送外賣一單掙3元，而在北京一單能掙10元。”

對一般人來說，每天的吃飯時間是休息放松的時候，但對鄒明月和丈夫而言，卻是二人最忙的時段。有時她和丈夫碰到，由于雙方手中都拎著餐，不方便摘口罩，兩人只能點頭一笑，就算是打過招呼了，轉身又投入到了工作中。

“我知道他在沖我笑。”鄒明月說。她基本每天都要從上午9點干到晚上9點，只有中午才能多休息幾分鐘。“第一個星期上班時我的兩條腿都走得麻木了，又沉又腫，完全沒有感覺。半個月左右才逐漸適應這種工作強度。”

鄒明月是個性格內向的東北姑娘，別人的不理解經常會讓她感到委屈。一次，她在給一位年輕女顧客送餐時，對方的一句“這么年輕干什么不好”讓她傷心了很久。“我不覺得干外賣員不好，我們憑著自己的合法勞動掙錢，有什么不對？”鄒明月話語里飽含委屈。

但也有讓鄒明月感到暖心的時候。“有好幾次顧客看到我是個女送餐員，覺得我不容易，給我‘打賞’了小費。”

“這一年我倆再辛苦點，爭取能多掙些錢回去，慢慢都會好起來的。”鄒明月話語里充滿堅定。

周懌

[責任編輯：楊凡、穆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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