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創新與接力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創新與接力

來源：光明日報

【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大家談】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些特性不僅表現在宏觀的歷史大勢中，也體現在不同區域、不同階段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華文明海納百川、源遠流長，各區域文化經過不斷傳承、揚棄、發展，逐漸形成區域中心，進而走向多元一體。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創新，而“接力”則是保持連續性的重要方式。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位于長江下游支流裕溪河（后河）的北岸，是中華文明早期發展史上的一個突出代表。在距今5500至5300年左右，這里開創了玉石器制作的一代新風，成為全國最發達的玉石產業中心，并將接力棒傳遞給太湖流域良渚早期文化和大別山南麓薛家崗晚期文化，深刻影響了長江下游史前文化的發展方向，為中華文明久遠綿延作出了顯著貢獻。

凌家灘遺址興盛時期面積曾達到1.4平方公里，生活區、高等級墓葬區、公共活動區規劃有序，兩條先后挖成的人工環壕擔起了圍護作用。在高等級墓葬中，隨葬了極其罕見、數量稀少的玉人、玉龍、玉鷹、玉龜和其他上千件玉器，以及大量象征權力和財富的玉鉞、石鉞等，出現了復雜的禮儀制度和社會分化。

多元融合 屹立潮頭

沒有文化底蘊，國家難以持久興盛；沒有交流互鑒，文化難以創新發展。深厚的傳統淵源，吸納多元因素，融合各方優勢，是中國歷史上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凌家灘的高度發達就是在各區域文化多元融合的基礎上，經過了兩三百年的積累、發展才形成的。早在約5700年前，可能來自南京一帶的人群便已在裕溪河兩岸繁衍生息，逐漸繁榮，并在5500年前形成了凌家灘中心聚落，規模急劇擴大。

在鄰近地區較為發達的玉石產業帶動下，玉石產業在凌家灘快速發展起來。這里接納了從器物形態到制作技術的一整套工藝，特別是圓角弧刃大石鉞和花斑石鉞、帶凹槽拼接技術的偶合式玉璜，成為凌家灘文化的重要特征。與此同時，東部太湖流域的崧澤文化廣泛影響長江下游，形成了“崧澤文化圈”，從大別山南麓到太湖之濱都出現了明顯的文化互動，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凌家灘。此外，北部淮河中下游的大汶口中期文化，是淮系文化的突出代表，當時處于興盛階段并具有了明顯的擴張趨勢，其獨特的陶器風格和精神內涵給凌家灘注入了新風，使用龜殼隨葬等宗教、禮儀習俗，也影響到了凌家灘。遠在千里之外的東北紅山文化，在石鋪祭壇、玉器形態和工藝上與凌家灘有諸多相似之處，因而不少學者都認為兩地之間存在著社會上層遠距離的交流網。最新考古工作發現的大中原地區出土的彩陶平底葫蘆瓶，則顯示凌家灘與黃河中下游也可能存在一定的互動。

一系列證據顯示，五千多年前，各區域都涌現了大范圍的相互借鑒，中華大地上出現了第一次文化大融合。凌家灘正是在風起云涌的史前文化變革潮流中，積極融合了多元的文化因素，抓住機遇脫穎而出，屹立潮頭。

因地制宜 獨創新風

創新是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凌家灘的突出成就，在于適應了社會變化，以創新謀發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成果顯示，五千多年前中國各地文化蓬勃發展，生產力明顯進步，人口快速增加，社會分工日益深化：大中原區的廟底溝文化以彩陶獨步天下，影響到半個中國；東北的紅山文化石鋪祭壇和巫玉文化盛行；太湖流域崧澤文化的滲碳黑陶、折轉曲線造型的獨特風格讓長江下游文化趨同……凌家灘則因地制宜，適應了當時長江下游農業經濟日趨發展、石器產品需求旺盛的現實，在社會分工不斷深化、禮儀制度逐漸形成及對高端玉器產品需求旺盛的社會變革潮流中，以創新意識奏出時代強音。與同時代的其他文化相比，凌家灘表現出了強烈鮮明的特征。

凌家灘最突出的特征是在玉石器制作上具有強烈的開創性，出現了一批日常生活中并不具有實用意義的特殊器物。人形冠狀玉飾、刻圖玉版和三角形玉片這些獨一無二的器物，都無先例可循；玉人、玉龍、玉鷹、玉龜等象形器物雖在其他文化中偶有所見，但凌家灘的更具獨特性；數量眾多、周邊刻有多個齒紋的玉璜，也是從凌家灘最早發端，逐漸沿長江通道傳播開來。在繼承了南京一帶早期工藝的基礎上，凌家灘的玉石器制作工藝出現了許多創新，不僅工藝更精湛，還獨創了具有透雕效果的線鎪、滿足鑲嵌需求的掏膛工藝、打破正常曲線的出廓形態、初具絞索特點的絞索紋等，具備了后世玉雕傳統中的絕大部分工藝，代表了當時玉石器制作的最高水準。

在墓葬中大量隨葬玉鉞、石鉞等玉石器，也是凌家灘獨樹一幟的新創。玉鉞、石鉞從生產工具中脫穎而出，在凌家灘社會中的地位得到極大提高，成為某種權力的象征。這不僅是生產力提高和社會分化的體現，也反映出一種社會新風俗，并形成了一套初顯規范的禮儀制度。在最新發現的燎祭坑中，甚至出土了至少60余件大小石鉞，勾勒出5500年前眾人匯聚一處、燔祭上天、共圖發展的壯觀景象。

凌家灘的玉石器生產形成了“玉石并重”的文化特點，但因處在玉器使用的變革初期，也顯示出一定的不穩定性和局限性。在玉器配套使用方面還沒有形成較規范的傳統，反映出凌家灘既有強烈的創新和活力，又處于摸索和逐漸規范的階段，屬于“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無論如何，凌家灘文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開創之功，為其后長江下游玉石產業的發展打下了扎實基礎。在玉石器之外，凌家灘聚落與周邊其他聚落已有巨大的層級差異，大型祭壇的出現和墓葬等級的分化，說明當時的社會組織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反映社會復雜化進程加快。

玉石分野 競相接力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既表現為文化的長久、持續演化，也表現為不同區域文化承前啟后的接力，即通過對早期文化的傳承、接力、改造，以達到更高程度，從而實現蝶變和新生。

以玉石產業和復雜禮儀為特征的凌家灘文化，雖然未在本地進一步發展，但由后來太湖流域的良渚早期文化和大別山南麓的薛家崗晚期文化接過接力棒，在長江下游形成了更大的產業浪潮和社會巨變，推進了中華文明發展進程。

凌家灘持續興盛兩百多年，在距今5300年左右“突然凋零”，但縱觀整個長江下游的玉石產業發展歷史，可以觀察到以長江為軸在東南、西南兩個方向，后續出現的兩支發達文化——良渚早期文化和薛家崗晚期文化，與它存在著血脈相連的接力關系。

良渚文化的前身崧澤文化，玉石產業并不發達，特別是作為飾品或禮儀的玉器數量和種類都不多。但良渚文化早期，在天目山東麓、杭州灣西側的一處面積不大、三面山巒環抱的“C”型平原區，驟然出現了十分發達的玉石器產業，在多種器物形態和制作工藝上，如小玉璧、亞腰形玉管、風字形鉞，以及透雕、線鎪、減地、陰線刻劃等工藝，都充分體現出凌家灘對良渚文化的影響。在接力的同時，良渚文化還創造出以玉琮、玉璧和大量配飾為特征的禮儀用器，以及器物之間配套使用的復雜制度；繁復神秘的“人神獸面紋”更是良渚文化的創新和精神領域的核心表達，“出道即巔峰”，成為各種玉器的標配，在很短時間內流行于整個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石器制造雖然也十分突出，但相比玉器而言仍略遜一籌。因此在良渚文化早期，玉器受到了更多重視，禮儀內涵更豐富，形成了“以玉為尊，以石為輔”的特點。

大別山南麓的薛家崗文化，早期玉石器產業同樣不發達，而晚期則突飛猛進，各種玉質小飾品與凌家灘如出一轍，透雕、線鎪工藝也有了較大發展，但與凌家灘和良渚文化的玉器相比仍有差距。薛家崗文化晚期更為突出的是石器，形成了“以石為主，以玉為輔”的特點，在石器制造方面表現出高超的水準，以多孔石刀為代表的石器制作工藝，在孔的位置分布和測量上都精確度很高，誤差一般僅一兩毫米甚至零誤差，呈現很好的規范性。

從凌家灘的“玉石并重”，到良渚文化“以玉為尊，以石為輔”、薛家崗文化晚期“以石為主，以玉為輔”，這種“玉石分野”的文化接力，讓不同區域各自尋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方向，是對早期文化“有所損益”的結果，從而在更大范圍內逐漸實現了文化的融合，共同為長江下游的史前社會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傳承不息 基因永續

玉器及用玉制度是中華文明重要的文化內涵之一，數千年間傳承不息。周代禮節中，以玉作為憑信之物，形成了用于朝聘、安邦國的璧、琮、圭、璋、琥、璜“六瑞”。雖然間隔久遠，但追索淵源，凌家灘文化仍是后世玉器文化重要的起點之一。它以尊玉、大量使用玉器為核心的理念，在接力過程中逐漸得到了充分發展；多種器型和工藝創新，為玉器文化的形成注入了新的內涵，玉璜、小系璧等一直延續到商周時期并成為重要禮器；以多件玉璜組合而成的組佩形式和龍、虎形象，也成為商周時期代表性器物和組合樣式；刻紋玉版的復雜形態內涵及三角形玉片上的“社樹”圖案，在漢代得到了復興……這些都體現出區域文化雖然有其興衰過程，但最終通過接力傳承的方式，融入到了中華文明的血脈中。

創新，是凌家灘文化興起的重要支撐；而接力，是長江下游不同群體之間有效互動、持續發展的重要形式。創新和接力，正是中華文明能夠延綿不斷、傳承發展的重要途徑，通過創新啟迪、文明互鑒和接力奔跑的方式，中華文明獲得了生生不息的發展和磅礴浩瀚的生命力。

（作者：吳衛紅，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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