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國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探索進入實踐階段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我國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探索進入實踐階段

來源：人民政協報

●為進一步完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促進我國從以治病為中心向以預防為中心轉化不斷落地，國務院辦公廳6月6日印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24年重點工作任務》，明確提出，開展探索賦予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試點。6月14日，國新辦就“《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24年重點工作任務》有關情況”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啟動了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的試點工作。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從“探索賦予公衛醫師處方權”變成了“出臺處方權管理辦法”，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開放進入了實質階段。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疾控局副局長沈洪兵，全國政協委員、中日友好醫院原副院長姚樹坤等全國政協委員認為該探索意義重大。

——編者

醫防融合，編織群眾“健康網”

“你不是醫生嗎？怎么看不了病、開不了藥？我和科室里的全科醫生看一樣的病，但是到了開處方環節，我就只能帶著患者再去找全科醫生開處方，這給患者和我都造成了不少困擾。”王強（化名）是山東一家社區醫院的公共衛生醫師，工作數年來，他心里最過不去的坎兒就是同科室的全科醫生可以給患者開藥，但預防醫學出身的他卻無法開出任何一張處方。

“單位給了部分處方權，但因為衛生監督部門認為公共衛生醫師沒有處方權，所以醫院又收回了處方權。”“沒有處方權，很多工作不能展開，自己就像是醫院的‘透明人’。”……類似王強這樣的公共衛生醫師不在少數。

“疾病防控的焦點是疾病從發生到發展的全過程，當身處疾病防控前線的公共衛生醫師們沒有了處方權，‘醫’和‘防’也就此割裂。因此，要給予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王強篤定地說。

“國家疾控局會同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醫保局聯合印發了試點工作方案，率先在黑龍江、廣東、海南、重慶等地啟動了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的試點工作，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賦權的探索進入了實踐階段。”日前，隨著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疾控局副局長沈洪兵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的介紹，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開放”再進一步。

這給王強們帶來了希望。

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收”“放”之爭由來已久

其實，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收”“放”爭議多年。

1999年5月1日，我國執業醫師法開始施行。據《關于醫師執業注冊中執業范圍的暫行規定》，公共衛生執業醫師的執業范圍限定為公共衛生類別專業，包括疾病控制、公共衛生、健康教育等，對公共衛生醫師的執業定義模糊，不具備臨床處方權。2021年，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開始有所松動，新修訂執業醫師法第45條提出，國家加強疾病預防控制人才隊伍建設，建立適應現代化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的醫師培養和使用機制，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二級以上醫療機構以及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應當配備一定數量的公共衛生醫師，從事人群疾病及危害因素監測、風險評估研判、監測預警、流行病學調查、免疫規劃管理、職業健康管理等公共衛生工作。2022年，探索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被寫入廣東、云南、貴州等地發展規劃文件中。2023年，重慶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關于公開征求《重慶市公共衛生能力提升三年行動計劃（2023—2025年）（征求意見稿）》意見的通告，明確提出“賦予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并對獲取方式、獲得人數等作出詳細規定。

“其實，我們失去的并不僅僅是開出一張處方箋的權利，比如結核病、艾滋病等傳染病，原本是由疾控部門的公共衛生醫師來負責病例的隨訪和治療干預，但現在，隨訪是由疾控來做，處方卻只能由臨床醫生來開，患者的全周期規范化治療管理便出現了脫節。”李杰（化名）是山西一名基層防疫人員，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況。

“公衛人員缺乏處方權給基層疾病預防和管理帶來了諸多的障礙。這不僅會讓患者對公共衛生醫師的信任度下降，疾病管理的依從性也大打折扣，當一個患者發現給自己進行健康指導的醫生看不了病或不會看病，他們就會在心里對健康教育的內容打上個大大的問號。”全國政協委員、中日友好醫院原副院長姚樹坤深有感觸，在他看來，基層的慢病患者數量龐大，防病和管病同樣重要。在實踐中，公共衛生醫師雖然可以給患者做生活方式方面的健康教育與健康管理與疾病隨訪，卻無法給予更進一步的用藥建議以及醫囑，疾病一線診療工作職能與實踐的長期缺位，公共衛生醫師群體無法深入了解疾病的發生發展規律，預防醫學也無法真正落地。

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是實現醫防融合的重要抓手

“我們在社區高血壓、糖尿病隨訪中，患者對科學調適血壓、血糖及用藥輔導有很大的需求，當執業的公共衛生醫師可通過培訓考核合格獲得傳染病及慢性病（高血壓、糖尿病等）診療、暴露后預防用藥等一定范圍的處方權時，就能在隨訪過程中進行及時適當的臨床處置，這樣不僅能增加患者對公共衛生醫師的認同和信任，也能提升居民衛生與健康獲得感，不必再無序就醫。”李杰感慨道。

“給予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正是彌合醫防裂痕實現醫防融合的重要抓手。健全公共衛生醫師制度，探索賦予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是疾控體系改革的重點任務，也是創新醫防融合機制的重要舉措，可以進一步提升公共衛生醫師隊伍的專業能力，滿足群眾衛生健康服務需求。”沈洪兵說，在“醫防融合”的重要性日漸凸顯的背景下，一張醫師處方箋，不僅僅是公共衛生醫師們難解的心結，也成了關系我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高質量發展的重大命題。

“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專業公共衛生機構，特別是在一些專病防治機構中，選擇整體風險可控的部分傳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等病種，為培訓考核合格后的公共衛生醫師賦予處方權，可以構建預防、治療、管理等一體化的防治服務模式，提升服務的連續性、綜合性、協調性，推動‘醫’和‘防’真融合、深融合。”沈洪兵介紹，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維護人民健康放在首位，聚焦促進醫防協同、防治結合，把提升公共衛生醫師隊伍能力作為核心任務。

“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不能一放了之，也不能遲遲不放。”在姚樹坤看來，處方權的開放必須明確標準、分級分類，要探索開放與基層公共衛生醫師開展工作高度相關的高血壓、糖尿病等慢病防治處方權，及艾滋病預防、疫苗接種、兒保、精神疾病等專業領域所需的處方權。要避免處方權放開的風險，打消顧慮，針對公共衛生醫師規范化培訓的頂層設計制度需要完善，公共衛生醫師規培的時長建議設置為一年左右為宜，衛健、疾控、醫政等多部門應協同細化考核標準；高校人才培養的體系優化也應提上日程，在課程設置和實踐中，預防醫學和臨床醫學應該前期趨同，后期規范化培訓時再分化。

“下一步，國家疾控局將會同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醫保局，指導試點地區立足實際、積極穩慎、循序漸進，定期開展經驗交流，做好總結評估，推動試點工作深入開展，為相關部門后續出臺《公共衛生醫師處方權管理辦法》奠定實踐基礎。”沈洪兵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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